2023年，中国经济在起稳回升中展现出韧性和活力。高盛最新全球宏观经济研究报告指出，到2023年底，中国内需的全面复苏将推动全球GDP增长约1%。这一增长动力还将延续至2024年。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瑞银等多家国际机构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2024年，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如何在疲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踏浪前行？红星资本局今日起推出《复苏——经济学家看2024》，对话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探寻2024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之路。
复苏——经济学家看2024①
本期专家：卢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较强供给和偏弱需求仍然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接受红星资本局专访时，建议要实施让各类市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组合政策以提振信心，并由此带动需求不足问题的明显改观。“通过聚焦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是必要和可能的。”
对于提振民营经济，卢锋建议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还是要冲在前面。他还强调，重要的监管措施都要法治化、透明化，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应对“需求不足”也有助于化解“产能过剩”，
需针对性推进结构性改革
红星资本局：您目前怎么看传统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的表现？
卢锋：从去年前三个季度来看，三驾马车总体同比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国内疫情之后第一年的复苏还是比较明显。初步估计消费实际增速可能在7%上下，投资实际增速也可能接近6%，出口增速确实回落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结果我们前三季度GDP是5.2%的水平。
但这些数据也有上一年基数低的原因，整体看经济增速还是偏低的，目前经济形势上的一个痛点是总需求仍然偏弱，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也就是较强供给和偏弱需求仍然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供给活力提示着长期追赶美国的前景光明，但需求持续偏弱成为制约短板，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要想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加大积极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另一方面，还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及继续弘扬实事求是、集思广益。
宏观调控政策力度需适度加大，并在实施策略上根据经验加以调整。就宏观政策中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言，应对现实总需求偏弱形势，货币政策需适度增加总量积极调节力度，更充分利用总量和价格手段尤其是利率工具。在财政政策方面，这两年中央一直强调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我认为，“适当加力”就是增加总量，“提质增效”就是合理结构。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近年趋势性增加，我们负债率也上升到历史上空前水平，但在大国中还是比较低的，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因而有较好政策空间，因此仍需在总量上增加财政政策力度，在结构上更多去支持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领域比如加强对家庭部门的支持。
红星资本局：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行业都在说“产能过剩”，如何缓解这个问题？
卢锋：产能是供给能力，因而在供求关系上“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大体是一个意思。“供大于求”，才会产能过剩。所以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解决需求不足。当然，由于不同行业产能量化界定技术可能性不同，现实讨论的产能过剩有时实际上更多是指制造业和工业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
比如新三样就在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出口成绩很亮眼，对当地产业就会造成压力，可能会采取贸易争端的方式去维护他们的利益，2024年美国经济下降、通胀回落之后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
当然出口强说明我们竞争力强、供给强，另外也在不同程度上显示我国自身需求偏弱。中国作为一个产业升级快速推进的国家，难免会面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从总供求关系看，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提振需求，从而缓解需求偏弱与产能过剩问题。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中国的行业一旦起来，它一定很卷，不好的地方是竞争压力大，好处是客观上倒逼成本降低，最后一定会走出去，会在世界上造成显著优势。这也是好坏两面看，好的方面中国竞争力强，优势提升；不好的方面是，你在不少市场竞争力太厉害别人就压力大，就有可能伴随对外经贸关系的不同程度紧张。
去年我们跟美国有关方面交流到这些问题，他们讲“小院高墙 ”，要限制中国，新能源就是其中一个领域。美国对于中国来美投资非常纠结，一方面它不愿意让中国进去，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让中国进去反而会抑制美国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打压，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短期的困难，但是没法阻止中国保持开放格局，通过自身努力追赶上来。
弱需求和低景气度现象存在体制原因，如果有一些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组合政策，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会大幅上升，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会明显改观。我觉得现在仍然存在着类似的机遇，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是可能的。
最近学界对这方面可能选项有较多讨论：比如说加快放开户口管制，加大公共财政转型和支持力度，为落户新市民提供同等待遇；对民营企业与国企真正一视同仁，全面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使得民企在法律和政策上获得与国企同等待遇等等。
监管措施需更加重视法治化、透明化
红星资本局：您认为我们的内需潜力有没有被充分挖掘，还有哪些待释放？中国的消费增长到底在什么地方？
卢锋：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消费主要受收入、预期等因素决定，近年受疫情冲击和其它因素影响，正规的配资居民收入增长处于偏低状态，如2022年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只有2.9%。疫情期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承受的冲击影响也还在恢复。
我们讲扩内需，投资和消费都是大块。投资从去年来看，制造业、基建的投资增长都比较快，房地产投资还是显著负增长。这里就表现出我们刚才说的“强供给和弱需求”，我们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挺强的，这些投资就会提升供给能力，而房地产的投资弱恰恰说明了我们对住房的消费需求，可能现在处于不是非常活跃的状态。
扩内需从很早之前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政策，但内需到底怎么样，还要看几个关键因素。我们从2018年到现在，一直在强调经济下行压力和有效需求不足，背后原因很多。有些是短期的，比如疫情期间的宏观调控，我们注重供给端，减税降费补贴多，有道理；但反过来对消费端，可能直接补贴就比较少。虽然疫情过去了，但很多影响不是马上就会消失。
经济运行经历较长冲击后，其负面影响修复和消失需要一定时间，不一定会立竿见影。这个“疤痕效应”对收入增长以及信心预期恢复增强的影响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一方面近些年的监管政策，从高质量发展或者合理性考虑有必要，然而实施的力度和方式，客观上对需求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因素有改进有缓解后，可能需求会逐步上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来政策调节也是朝这个方向在走，但并不是说有政策意向表达出来，马上问题就能彻底解决，还是有个过程。
红星资本局：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民营经济出台了很多举措，您认为是否可以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提振企业家预期？
卢锋：边际效应可以改善。从现在的政策方针来讲，一直强调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有些政策也在做一些调节和修复也是好的，也正在产生边际的积极效果，但要很快彻底改变格局可能还需要时间。
改善的话，我认为重要的监管措施都要法治化、透明化，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要下决心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突破，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依存的潜在增速”角度看，过去经济增长几次上台阶离不开解放思想与改革突破，目前深化改革仍是充分释放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
要全面落实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既要根据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改进加强行业部门监管，同时要重视依据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则有序推进，从而协调监管动态加强完善与发展预期稳定之间的关系。
我们刚才说的在供给端表现较好的领域，有些是国有企业本来就很强，但更多的还是一些民营企业走在前面。新三样都是外国先搞的，然后我们拿过来创新，后来居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还是要冲在前面。
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中国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正是曾经历过洗礼，才为新世纪初的开放经济超预期追赶奠定了基础。
推动改革有待突破
红星资本局：服务业近几年来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在增加，您认为我们在服务业上还有哪些发力空间？我们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如何看待这两者的作用和关系？
卢锋：服务业肯定是未来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虽然中国服务业已经有了大比例的提高，但朝着现代中等发达国家发展的话，服务业比例还需要显著提高。服务业哪些领域能成为新增长点，取决于消费者。比如教育、医疗、养老、旅游，这些都可以是服务业的增长点。取决于家庭收入提高以后，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社会市场能供给什么。
制造业当然是要发展，但产出提高同时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一般会是到达峰值之后停止上升，比如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此后很难大幅上升可能。原因之一是效率提高快，整个产出占比就下降了。而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占整个GDP的比例是在增加的。
人们对制造品的需求有限，收入需求弹性比较低，由于需求和工艺效率两方面原因，制造业的比例可能会下降，对就业的拉动也有限。从收入需求弹性来看，消费者也会把更多的收入消费在服务业上。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规律。
红星资本局：看到一组数据，据OECD最新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这意味着2024年或将成为自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您认为2024年我们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能会来自哪些方面？
卢锋：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分两步走：一是经济增速复苏到与疫情前大体衔接的水平，二是在经济总量上回到疫情前趋势线水平。从这个角度看，2023年是我们复苏的第一步，2024年预计还会维持复苏态势。针对需求端的政策，需要有一个比较有力度的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也提到了2024年在宏观政策上会有这方面的加强，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外部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近几个月中美关系企稳，对中国经济还是有积极的意义，但2024年美国大选，未来会怎样，也带来不确定性。2024年全球经济偏弱，从贸易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客观会有影响，外需会有回落，是需要重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这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可控的。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国内政策。
我们相信2024年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有可能继续维系，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还是有利的；宏观政策边际上也会有积极的加码。
如果在深化改革上有一个大的突破，中国经济的成长前景仍然非常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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